如果你關心公共事務，除了走上街頭，還有哪些方式能提升公民意識、推動社會改革？
當學運激起了台灣社會大眾對公共事務的關心與熱忱之餘，在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有這麼兩位年輕人，發現貝魯特有很多議題缺乏深度討論──主流新聞媒體多以頭條新聞方式報新聞，而不做深度分析探討社會議題；很多人有各種意見但未必能被其他社群所聽見；社會風氣提倡凡事正面積極（positive），產生各種標語，包括「我是一個正面積極的學生」，而忽略了光是正面積極的口號，社會問題並不會自己解決。
同時，來自敘利亞的難民湧入黎巴嫩，使總人口增加，也產生歧視外來者的問題；貝魯特則因為垃圾危機展開空前的街頭抗議運動，伴隨著因為敘利亞戰火受到波及的觀光業，貝魯特一些奢華時尚區變成空城，凸顯了社會中貧富差距的問題。而一些政治人物在處理這些公共議題時的發言，更顯現出象牙塔內的思維以及財富分配不平均的事實。
這些現象，Sarah Shmaitilly 與 Kareem Chehayeb 稱之為貝魯特症候群（Beirut Syndrome）。本篇先從黎巴嫩的歷史和地緣政治來說明貝魯特症候群發起的背景和理念談起，下一篇將透過垃圾危機等議題討論貝魯特症候群的症狀，以及 Sarah 和 Kareem 透過經營獨立媒體對黎巴嫩前景的看法與期待。
Sarah 與 Kareem，兩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不同於經歷過內戰的父母輩，生活在媒體相對自由開放的黎巴嫩，主動積極希望透過獨立媒體報導讓閱聽大眾深思公眾議題。白天他們各自有工作，利用業餘時間，兩人創立了「貝魯特症候群」網站，開始做獨立新聞報導。從照片到社會議題深度分析，他們運用社群媒體，讓閱聽大眾參與討論。
在黎巴嫩，媒體工作證的名額有限制，獨立媒體工作者申請不到媒體工作證，因此當他們參與街頭運動時，很可能被警察逮捕拘禁。雖然父母們再三叮囑不要參與社會運動，Sarah 與 Kareem，如同其他許多在貝魯特的年輕世代，充分希望能實踐言論自由，期待社會益臻完善。他們衝撞體制，質疑權威。各種社會議題，雖然沒有標準答案，但他們認為，在各方思緒激盪中，也許能讓各種聲音浮現，不再是單一的角度。
網站既然稱為貝魯特症候群，其中一部分就是介紹著貝魯特症候群的症狀。垃圾危機是將民眾對內政的不滿推到高峰的議題，而黎巴嫩本身則因為歷史、宗教角力以及地緣政治早已飽受風霜 。
以歷史來說，黎巴嫩原屬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一部份，在 1920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聯（the League of Nations）在聖雷莫會議（San Remo Conference）委任法國統治黎巴嫩與敘利亞。黎巴嫩在 1926 年通過憲法，於 1943 年獨立。當時黎巴嫩境內主要宗教為基督教與回教。根據 1932 年人口普查結果，法國政權依照黎巴嫩境內宗教信仰分配議會席次，形成基督徒與穆斯林在議會席次為 6：5 的比例。行政權方面，總統是馬龍派基督徒（Maronite Christian），具有否決權；總理為遜尼派穆斯林，國會議長為什葉派穆斯林。此等政府組成種下了日後宗教派系角力衝突與競爭的種子。
地理位置上，黎巴嫩緊鄰敘利亞、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在宗教勢力消長以及地緣政治的影響下，黎巴嫩自 1975 年起發生了長達 15 年的內戰。敘利亞趁此機會，從 1976 年開始在黎巴嫩境內駐軍並扶植真主黨。以色列則在 1982 年，因為黎巴嫩境內巴勒斯坦一團體刺殺以色列駐英大使未遂，進攻黎巴嫩；隨後，美國、法國以及義大利派維和部隊到黎巴嫩。美國駐黎巴嫩大使館於 1983 年遇襲，美國也於 1984 年自黎巴嫩撤軍。敘利亞則持續干預，即便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1559 號決議要求外來勢力自黎巴嫩撤軍。一直到 2005 年 2 月黎巴嫩前總理 Rafik Hariri 遇刺，於汽車炸彈襲擊中身亡，引發境內對敘利亞干預之大規模反彈的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敘利亞才於 2005 年 4 月自黎巴嫩撤軍。 （相關連結）
其後，真主黨、以色列衝突以及各種邊境緊張情勢，加上近年敘利亞難民危機，黎巴嫩人民的生活一直受國際政治牽動。了解了 Sarah 和 Kareem 成長的國度和貝魯特症候群的起源，下一篇，我們從貝魯特症候群關心的症狀和議題談起。
初載於：換日線 http://www.cw.com.tw/blog/blogTopic.action?id=642&nid=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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